一
如果说，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肯定是荒唐的预期；但如果说西方目前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不久之后将面临的问题，那恐怕就离事实不远了。尽管中国和西方，存在着传统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伦理思想、道德原则上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可事情还有另一面。我们应该看到，在
可以看到，有些问题已在中国出现或正在出现，并愈来愈显示出相似的社会反应和应对趋向。比如安乐死，比如性骚扰，这些20年前闻所未闻的名词，今天已成为中国公众时常议论的话题，并正试图进入相关的立法程序。比如环境保护，虽然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在工业制造排放污水废汽的具体指标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分歧，但保护环境的基本理念：我们共有一个地球、爱护人类的家园、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保存不可再生资源等，则已渐渐成为中国公众的共识和规范。还比如恐怖主义，原来似乎极其遥远以至于可作壁上观的事，现在也逼近到身边，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应对的现实威胁了。
道德，从来是最敏感也最广泛反映社会问题的领域。西方当代对道德问题的有关思考和探讨，于我们是极其有益的参照。无论是传统资源还是锐思新见，或可启迪我们深思，或可传授我们理念，或可引入借用为我们制定社会政策、法律制度的参考。
二
在当代西方，社会公众关注的道德问题很多，但《西方道德难题九章》一书所选仅基于中国现实，两者有重合，却不尽相同。
这本书所选问题，一是我们社会也已出现或已现端倪的，如安乐死、性骚扰和死刑。二是同样性质却多少是以不同形式、不同意义出现的问题。三是我们完全陌生、从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如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如原住民。人道主义国际援助，西方是主要输出国。中国，既有输出也有输入，其中所涉及的移民，中国则毫无疑问是输出大国。面对目前西方尤其是欧洲反对落后国家大量移民的社会政策和民间舆论，我们难道不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从而判断其是否公正么？对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和文化融合问题，且不说台湾原住民，只论少数族裔的文化如何与主流强势文化相处，是寻求特殊保护遗世独立，还是与主流文化融合以至完全消融于其中，就是个艰难的选择。西方的讨论，将增加我们对这一难题的认识和理解。
互有联系，是这本书选取问题的重要指标。西方当代道德问题中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看似根本不同的问题，其间却有着复杂多样的关联：或者依据的原理原则相同，或者有相似的推理形式。堕胎与安乐死，同样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死亡。而如果从节制人口来看，堕胎又与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相关。信奉“救生艇伦理学”的人不赞成无条件援助落后国家，其一大理由就是，援助只会被更多的用来养活那些本不该出生的人口。人道主义国际援助与环境保护也有联系，国际援助中常会发生这样的疑惑：那些远方的人们与我们有关系么？如果有，是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还是仅止于消极自由的意义？环境保护和资源保存理论中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关心人类的未来一代么？
还有些问题，在西方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也就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评判和现实选择。比如西方争论不休，而在我们差不多已不是问题或无须争论的问题――堕胎。西方出于天主教文化和妇女解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对立立场而产生分歧，而我们，却是在巨大人口压力下所做的多少带有强制的理性选择，节制人口、只生一胎已成为中国大陆上下的共识，且已具体化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问题的意义不同，所以西方的理由也不是我们的理由。选入它，主要为了解和比较，如果不了解就易生误会，而通过比较则可懂得中国国情的特殊。
有些西方“热点”问题未曾选入，是因为资料有限，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争论尚未充分展开，如基因工程和克隆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则是有意回避的，如“科学主义”，在作者看来，在我们这个刚有点科学思维的社会就惊呼“科学主义”，就以先知口气告说“科学不是万能的”等等，实在太过前卫了。
三
对于每一问题的意见的采择，作者奉行的也是西方同类书籍的执行标准。其一，每一问题讨论或争论中最有影响的意见。其二，意见尽可能采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包括专门行业的实际工作者如医生、教师、援非志愿者、法官和政治家，再有就是学者。学者主要从哲学的角度、从各种道德理论的渊源和最新发展作出比较完整的阐释。其三，选取意见尽可能完全和平衡，既选择正面赞成的，也选择负面反对的，既有出自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立场的，也有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的看法。不过，那些过于前端的如对环保、对战争的女权主义看法则未予采纳。
选择应客观，评价要公允，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作者应始终坚持的原则。但作者本身的立场常常难以避免地会产生干扰，影响到对各种意见的选择和评价，作者在校读书稿清样时发现，对死刑不同意见的选择和评价中可能就存在着倾向于保留死刑的偏差。这显然是作者对前一时期中国讨论死刑问题的一种下意识的间接表达，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纠正。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汇集了多种意见和看法，经过了详尽的讨论和争论，但许多道德问题，甚至可以说所有问题，我们仍然不能期望会有一个最终的简单结论，尤其不可能期望得到一个非黑即白的明确答案。可以期望的只是，通过呈现如此广泛而多面的意见，一个理性的人将能从中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并学习到一些推论讲理的方法，从而当在实际生活中面对这些道德问题时，能采取一种合理的立场和态度。
四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哲学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向，各学科的重心纷纷从“主义”转向“问题”，即从一般的原理、历史渊源或意识形态转向社会现实问题，多数学者的学术兴趣也从纯理论转向了更具有实际功效的模型建构和实验应用。经济学如此，社会学如此，哲学也如此，比如所谓应用哲学的出现。伦理学更不例外，例如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
产生新学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学术重心转移的背景。一方面，可以说是工商时代的务实之风已波及弥漫至大学和学术园地；另一方面，也可看作纯粹原理、主义式理论的“终结”，它们已少有和难有开新之余地；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是当今世界道德问题的层出不穷和难以应对。安乐死、堕胎、死刑、原住民土地权利，任哪一问题都重大而严峻，无法轻易定夺。现代战争、恐怖主义、环境保护、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等等，更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才是学术转向――至少是伦理学、道德研究重心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学术转向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然而，不可轻看的是，即以基本理论而言，从具体问题着手的探索，也未尝不能对基本原理作出补充、完善乃至推陈出新，环境伦理学已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道德研究的学术转向和发展，已积有大量研究成果。作者更为关注的却是，这一趋向在大学教学中的反映。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为学生普遍开设的伦理学基础课程已完成了这一转向，他们的教科书都是以问题为主干加以撰著编写的。这样的教材和教学，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实际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公民意识，又现实地将大学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作者私心所愿，若干年之内，我们也能开设同样的课程，也能有如此的教科书可用。这本书可算是作者的一个先行尝试。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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